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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学者之声】创刊60周年特别策划丨主编方晓风谈设计学的学科范式
2018.09.29

设计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,确实面临研究范式的问题,研究范式的确立,不是朝夕之功可以完成的,但不能因此而无所作为。设计学的研究范式总体上还处在摸索的阶段,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,在现阶段还是需要对可能的范式有所提示,推动整个学科更好地向前发展。设计学的两个属性最为时代所需要,一是综合性,一是实现能力。综合性使得人们能够跨越学科界限重新组织知识和经验,寻找创新点 ;实现能力则意味着成果不是停留在纸面上,而是有明确的物的形态,对现实社会直接产生影响。

在求解方面

今天的设计学需要发展定义问题的能力

把复杂问题、宏观问题转化为

具体而微的设计机会

而这种能力获取的基础是

对现实世界的深刻理解

年轻的设计学呼唤设计研究的新范式,寻找设计研究新范式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下,因为设计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学科,创新是学科的根本目标。

在《装饰》杂志创刊60周年之际,2018年第9期杂志将“特别策划”栏目的主题定位“设计研究”,杂志主编方晓风老师在《实践导向,研究驱动—设计学如何确立自己的学科范式》一文中,谈了自己对设计学科属性和未来发展的见解。今天,我们将这篇文章登载如下,以飨读者。

一、范式

讨论范式问题的缘由来自在设计类学术刊物从事编辑工作的感受,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来稿不甚理想。有些原因是作者的研究工作本身没有做到理想的状态,还有一些来稿则是受了某些错误范式的影响,跑偏了,甚至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工作,但在呈现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表达核心内容。轻则影响交流,重则丧失了继续深入挖掘的机会,往往使编辑们觉得可惜。在工作中,自然会讨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,使范式问题浮现了出来。好论文的基础都是好的研究,没有扎实的研究工作,不可能写出好的论文。同时,好论文在好的研究的基础上也要有好的表述。无论是研究还是研究的表述,都会涉及范式问题。

设计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,确实面临研究范式的问题。研究范式的确立,不是朝夕之功可以完成的,但不能因此而无所作为。范式本身有两面性,好的方面能帮助研究者快速进入状态,不利的方面则可能限制思路。但范式并不是绝对的,设计学的研究范式总体上还处在摸索阶段,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。在现阶段,还是需要对可能的范式有所提示,推动整个学科更好地向前发展。

范式理论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·库恩(Thomas Kuhn)创立,并在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中做出系统阐述。与大多数理论家不同的是,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(科学研究同样也是一种实践类型)。他认为,一套实际的习惯和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的。范式在实践领域简单理解的话,就是一些模式的集合,范式具有规定性,包含了共识,因此也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。范式可以为研究提供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,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,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。设计学作为一门重实践的新兴学科,范式理论对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。

再深一层看,范式不仅是一套方法和实践的习惯,也是一种观念,范式的限制作用即来自这个方面。范式问题体现在许多领域和方面,现代建筑的先驱人物勒·柯布西耶(Le Corbusier)在《走向新建筑》中,批评当时的美国建筑师,因为尽管他们有技术和能力兴建摩天大楼,但审美仍是保守的,以致哥特复兴以及拼凑各种古典符号的折衷主义大行其道。柯布西耶建议美国的建筑师要向工程师学习,举的例子是当时的大型客轮,无论是整体形象还是客舱的细节,技术与形式都取得了很好的统一,工程师们由于没有老旧审美范式的羁绊,反而能充分展现基于技术审美的新范式的可能性。在近现代建筑史上,一个著名的事件是芝加哥论坛报大楼的国际竞赛,当时建筑界的风云人物大多投身到了竞赛之中,但最后胜出的方案是美国建筑师的哥特复兴风格的设计,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美国主流社会的审美范式。(图 1)

芝加哥论坛报大楼,1925年,纽约建筑师雷蒙德·胡德(Raymond Hood)和约翰·米德·豪厄尔斯(John Mead Howells)设计。

二、设计学的范式借鉴

设计作为一种实践活动,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,说设计与人类同龄并不为过。甚至随着对动物世界的深入观察和研究,很多动物似乎也具备设计的意识与能力,简单的例子可以看鸟巢,复杂的则有蚁穴。然而,设计作为独立的学科,其历史十分短暂,短暂到只有百年左右的时间。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裂或者说落差,这种落差在其他学科十分罕见,新兴学科往往与新兴实践紧密关联。那么分析与理解这一现象,或许是一个有趣、也有价值的切入点。

设计从朴素的层面来理解,就是造物(做事)之前的预先谋划。不同于一般的谋事,对造物的谋划通常需要以视觉化的方式进行,要落实到具体的形态上,使之便于理解和实施。中文中的“设计”一词出现可谓不晚,但不是现在通行的语义,而是“使用计谋”的意思,是动宾结构的复合词。以现在通行的语义来使用“设计”已是民国时期的事了。英文中的 Design,一般认为是脱胎于意大利语“Designo”,最早的使用者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瓦萨里,意思是艺术家在从事创作时的谋划,对构图、比例和色彩等问题的预先思考和安排,其行为接近于当下的语境,但内涵远非今日所指这么丰富。从中西词源的追溯来看,中文“设计”一词的使用应是受西方的影响,其确切的传播路径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话题,而在西方的语境里不难体会到设计与美术的亲缘关系。

日本的学者认为,在其传统中与现代设计对应的本土词汇应是“意匠”,而在中文的传统词汇中,似乎难以找到这样的对应关系。虽然,意匠两字在中文里不乏其例,但也没有得到普遍的使用,并且针对性没那么强。在中国传统的道器不相同论的环境里,造物属于形而下的“器用”层面,在等级序列中没有优越的地位。历史上虽有大匠、哲匠的称谓,细究起来,这种称谓本身就包含着对“匠”的歧视或贬抑。也因此,历史上对于各类造物的文献遗存并不多,被传诵的“设计师”也寥若晨星。

无论如何,设计与造物的关联是确切的,设计的兴起正是造物发展的结果。现代设计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之一,在大工业生产之前的历史阶段,设计之所以不能独立发展,原因在于彼时对物的需求受到压抑,而物的形态也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。虽然从较大的时间尺度去观察,造物技艺和风格形态始终都在变化,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的感受,却是近乎静止。受制于物的形态和需求,包括生产能力,设计只能是从属于制造、生产的一个环节,而不可能分化出独立的职业地位,更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。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、佛罗伦萨已经产生了以艺术家为核心的手工工业体系,大量创作、生产艺术品,Designo 这样的词汇产生正是由于当时艺术工业的发展,杰出的艺术家、大师已可摆脱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,而专注于更有创造性的那部分工作。

当生产体系未进入大规模制造和消费社会的时代,产品类型远不如现在丰富,产品的设计需求更多来自形式创造,不难理解实用美术、美术工艺、工艺美术这样的名词,在当时的语境里表达的就是“设计”的意思,也反映了当时的设计观。在这样的语境里,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设计与美术的亲缘关系。出于这种强烈的感受,也就很容易理解早期的设计史研究会以英雄史观来书写,代表人物和代表作的体系同样也是美术史研究的经典范式。美术与设计的亲缘关系造就了美术史与设计史的亲缘关系。当然,设计与美术并非单向的影响——接受关系,而是一路相互激荡,既彼此启发又各走各路。

“没有建筑师的建筑”展览,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,1964年-1965年

三、出走的设计学

现代主义的审美转向是由设计与美术两个领域共同推动的,并且深受工程技术进步的影响。国际博览会的建筑和丰富多彩、五花八门的产品,都对当时的社会大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伦敦的水晶宫、巴黎的机械馆、埃菲尔铁塔、蒸汽机、汽车、飞机等新生事物,展现了蓬勃的生机和新的可能性,很多实验在传统势力薄弱的领域率先开展,并进而产生示范效应。这其实已经揭示了一个事实 :设计创新并不是完全由英雄人物主导的,当然先驱人物的倡导也发挥了巨大作用。20 世纪 60 年代,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“没有建筑师的建筑”(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,图 2),后有伯纳德·鲁道夫斯基(Bernard Rudofsky)的同名书籍出版。(图 3)这个展览在建筑界影响深远,展览主要展出的是各个不同地区、民族的聚落建筑,展现了这些建筑与各自地域的和谐关系,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、合理构造,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感人的实践智慧。越注重实践智慧,就越感受到英雄史观的局限性,真实的历史进步确实是由大量的无名之辈创造的,设计史在这方面相较于美术史有更为明显的反映。

英雄史观的研究往往是以“好”案例来指引发展,用意是好的,但背后的问题是这种价值判断的由来往往存疑,其隐含的前提是研究者站在了一个俯视历史发展的上帝位置,以超然的上帝视角进行评判,放大了学者的能力和权力,因此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。美国的设计史学者维克多·马歌林(Victor Margolin)曾对此进行反思,而提倡一种新的设计史研究范式。在这个范式里,研究者进行更广泛的取样,甚至关注非典型案例的研究,其目的不是扮演引领者,而是建立对真实世界的理解,真正解读设计现象背后的成因。这显然是一种更为平易的态度。窃以为,对于一个年轻学科的奠基而言,也是更为可取的态度。相较于艺术创作,影响、制约设计成果的诞生的因素复杂得多,如果我们对设计的理解和评判仅限于形式层面,或许来自艺术史的样板仍是有效的,但这样的限制显然无法使我们真正理解设计,更遑论推动设计发展。

伯纳德·鲁道夫斯基

《没有建筑师的建筑》

设计学研究寻找新范式的动力,绝不只是由于和美术学的差异,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设计的快速发展,人们对设计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,每一次设计观的更新必然推动相应的设计研究的更新。事实上,作为后发学科,设计学研究的模仿对象不止美术学。理论研究对人文学科的模仿,量化分析对工科的模仿,对这些并不能简单否定,因为模仿也是学科发展、进步的一部分。但设计的快速发展,使得种种模仿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。当我们对设计的理解更多在形式层面展开的时候,形式分析、图像学研究、符号理论就成为好的工具 ;当我们意识到设计承载着文化表达的时候,人类学的考察、文化批评、哲学思辨就是必然的选项 ;当我们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应用层面的创新时,科学理论、应用实验、技术研发等等也无可回避 ;而在上述种种之上,设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综合性。(表 1)设计呼唤我们对真实世界能够建立起超越学科分界的综合认知,并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具体的“物”的形态,这是巨大的挑战。

表1

四、设计的发展与定义更新

设计定义的不断更新,并非理论家的闭门造车,而是由不断的新兴实践倒逼的。设计学科的根本特点就是围绕现实问题,可能没有一个别的学科像设计学这样不断受到时代发展的挑战,学科定义的更新速度也非其他学科可比。尤其在今天倡导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形势下,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大小小的企业,甚至社会团体都对设计寄予了前所未有的期待,设计的社会认知达到了空前的高度,同时设计学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今天的设计,所倡导的也不再是简单地对现实需求的被动式响应,而是在深刻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,主动设问,定义问题,进而提出解决方案。在人类的制造能力极大发展、物质丰裕的前提下,设计关注的不仅是能力建设,而是如何使用能力、控制能力。人们的需求不再是单纯满足生存的基础性需求,而是如何定义各自的生活。设计在今天必须站到社会的前端去直面这些复杂问题,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,使得寻找设计研究的新范式成为当务之急。

星巴克上海旗舰店内景

苹果公司的新品发布会在全球能吸引数以亿计的观众同时关注,成为大众媒体上的热点事件;星巴克在上海市中心开了全球最大的旗舰店,顾客们需要耐心排队几十分钟才得以进入。这些现象都反映了设计的力量,并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设计。在星巴克新开的旗舰店里,顾客们会疑惑这还是不是一间咖啡馆——一条巨大的咖啡豆生产线成为空间中的控制性要素,人们围坐在生产线周边,以景区观景的方式品味咖啡和糕点。(图 4、5)这样的场景直观地告诉人们,一家门店的设计绝不只是室内空间设计和品牌形象,商业模式必然是最核心的要素,所有常规的或者说传统的分项设计都是围绕商业模式的创新而进行,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必然依托这些具体的设计才能得以实现,设计的边界在不断往产业的上游蔓延。

星巴克上海旗舰店内景

但凡创新都可以理解为更大的“大设计”,今天这个时代需要我们能够对需求进行定义,从已有的一些成功案例能感受到这一点。这个需求不再是消费者心里面说出来的东西,而需要设计者具有深邃的洞察力。亨利·福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:“当汽车没有发明的时候,用户永远不会告诉你他需要一辆汽车。他只会告诉你他想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。”乔布斯喜欢引用这句话,用以说明单纯的市场调研不会导致创新。如何定义需求就是创新最重要的课题,其实福特讲对了一半,实际上人的真实需求永远存在,但是这个需求有时候不一定是普通用户能够说出来的。在用户上述的表达里,用户真正想要的并不是马,而是跑得更快,速度是真正的需求,但普通客户只能以“跑得更快的马”来表述,所以需要设计师去帮他定义。设计师需要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,就是把用户的需求抽象出来并做精准的定义。

在今天讨论创新问题的时候

需要引入“系统”的概念

深层次的创新一定是在

系统里改变关系的创新

而不是简单地改变一个形态外貌的设计

系统可以是真实的客观存在,也可以是一种认识,并不客观存在,而是人为定义出来的,比如非常有名的星座。(图 6)星座图上这些星星之间的连线是不存在的,甚至这些星星都不在一个平面上,星星之间并没有那种依存关系。星座是我们构造出来的,它不真实,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宇宙、太空、恒星之间的关系,一种我们观察中的相对固定的关系。如果去掉这些连线,很显然我们辨认星星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。

星座图

系统是由要素和关系构成的,但是这个关系是由于不同的目的而被定义的,同样的要素由于目的不同,要素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化;反过来说,同样的要素,如果我们改变要素之间的关系,那么就可以产生一个服务于新目的的新系统。关系的定义是与目的紧密相连的,是“目的决定了系统”。(表 2)在这个理论模型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,关系塑造的作用比对要素的改变更为重要,也使得我们对设计的思考,从物本身,走向物与物、物与人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可以理解真正的设计是改变系统中的关系,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如 Uber、Airbnb 等,传统社会中物的分配关系,通过一个软件、程序使其发生改变,之后整个市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回顾设计的发展,其中两个概念是有扩展的:一个是“物”的概念,一个是“流通”的概念。我们针对“物”的设计教育目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工艺美术继承过来的,在工艺美术的思维里,对“物”的目的性往往是把审美放在第一位。这样的设计教育往往会引导年轻学生仍然去期望做一个艺术家,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如果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来看,“物”一定是在流通环节里边实现了价值和意义,所以“流通”的概念是设计教育里必须具备的。从这个角度讲,“物”的目的性也从单纯审美发生了改变,如果没有一种社会性的运转、循环,造物都是没有意义的,因为不可持续。

两个时代的两款家具 :左为洛可可式橱柜,右为索耐特椅子

索耐特椅子分解图

传统的造物知识的核心体系,从工艺美术时代开始就非常简单,主要的教学内容就是围绕着物的材料、工具、工艺等来展开。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有一个延展,这个延展实际上是每一个部分的一个自然扩展。从材料来讲是人工材料替代天然材料,工具方面是手工工具转向机械化,工艺方面是强调规范化、标准化,这些构成工业时代设计教育的重要背景。当我们考察分别属于两个时代的两款家具 :一个是洛可可式橱柜,一个是索耐特椅子,它们具有非常相似的曲线立体造型。(图 7)但洛可可式橱柜完全是基于手工制作并且没有对物流成本的考虑,而从索耐特椅子的分解图(图 8)中我们可以看到,它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其所有零件拆完之后是扁平化的,一个小箱子里能放十几把甚至二十几把椅子。物流成本的降低完全改变了商业的形态,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时代的一个设计,从中我们也能够充分地感受到流通在工业时代的设计中的重要性。到了信息时代,在上述扩展的基础上,物的概念又有了新的延展 :信息成为对象,从材料方面非常注重信息植入。前几年,大数据话题热度很高,得数据者得天下,大量的企业挖空心思获取客户数据。不夸张地讲,在今天这个时代,信息就是生产力,信息植入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。信息时代的生产工具越来越智能化,工艺则日趋集约化,这是当下已经可以看出来的不断向前推进的一个趋势。物的概念在扩展,信息本身变成对象,也变成我们的产品,相应的流通渠道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。基于这样的事实,我们不难理解,设计必定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内涵。(表 3)

表3

五、一般规律之上的学科特色

设计研究新范式的探索,并不意味着对之前经验的否定,也不是为了显示差异而故作不同。这里需要清楚两点 :既然是新范式,也就不是当下立刻就能详为描述的,其成形需要过程和时间,需要经过探索和检验,因此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而不是规定性 ;同时,研究范式的确立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,设计研究的特殊性并不导致其超越于其他学科之上或之外,仍然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,只是在具体的方法、呈现方式、研究路径、问题切入点上由于对象的不同而与其他学科相区别。由于设计学科对知识的综合性要求,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,仍然需要对其他学科进行大量的学习甚或模仿,但作为手段的模仿与作为目的的模仿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

无论什么学科,基本目标都脱不开求真、求知和求解。求真意味着理清基本事实,探求研究材料的真实性、可靠性 ;求知一方面是对一般规律的归纳、总结,另一方面是逆向还原事物发生的过程 ;求解则有两个层面 :一是基础的理解,能够解释现象、分析现象,另一个则是解决问题,即能够运用相关知识破解困局。以求真、求知、求解的目标来对照设计学的研究,其新范式的可能性也能约略显现。

以求真而言,马歌林之所以提出更广泛的取样,甚至非典型案例的取样,真是基于设计史研究的特殊性,设计的世界并不是艺术家的世界,所谓的“代表人物”“代表作品”其代表性并不真实。尤其以传统的工艺美术史来说,其主要内容是帝王将相的物品,确实反映了不同时代工艺方面最高的水平和成就,其中也包含设计智慧,但这些题材,显然无助于我们还原不同时代的一般面貌。缺少大众日常生活内容的支撑,缺少日常用品的工艺认知,实际上就是抽掉了造物领域最庞大而坚实的基础,其局限和片面之处是不言而喻的。正如“没有建筑师的建筑”那个展览所揭示的,当设计研究的目光投向无名者创造的大量成果时,就是打开一扇新的窗户。这不仅是价值取向的调整,是研究路径的变化。设计学的研究,需要我们建立对传统造物的理解和认知,但绝不是重复工艺美术史的方法,一方面同样的对象也需要有新的眼光去看待、去分析 ;另一方面则需要大大拓展研究对象和学术视野,借助多个学科的理论工具来谋求“真实”。

设计学是以一门以实践为主的学科,这就要求设计学的研究能支撑实践。对于一门年轻的学科而言,慎言“引领”可能是当下较为可取的态度。在大量基础研究尚未开展,许多基本事实没有清晰的时候,奢谈“引领”是危险的。而对于研究者来说,采用平视的视角更易于研究的开展。设计以造物为核心,造物的目的不仅是使用,还有流通,在求知的目标下就要围绕这些环节展开研究。对造物研究,离不开两个语境 :一个是技术语境,一个是人文语境。技术语境主要是材料、工具、工艺这些基本问题 ;人文语境则需要考察造物主体的个人或群体,以及更宏观一些的时代、地域、习俗。此外,如前一节所述,在造物之外,对流通的关注,也是设计学研究走向新范式的一个要点。流通的研究,把设计学研究置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,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可能性。造物与流通结合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。如果设计学的研究紧紧围绕造物和流通展开,主轴清晰,在研究手段上无论跨到哪个学科,都不会丧失设计的本体地位而面目不清。

在求真、求知的基础上,求解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了,实则不然。任何一个学科,在求解的过程中都令人倍感艰辛。一方面是问题没有穷尽,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带出下一个问题,层级越多,问题的难度也越大 ;另一方面则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从经验中直接可以得到的,需要创新性的思维介入。相较于其他学科,设计学的求解在这个时代则更有其特殊性。正如前文所述,设计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功能性问题了,而是走向了更为开阔的领域。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设计学院,即采用问题制模式进行教学,而所提的问题看上去似乎都与习惯所理解的设计领域无关,比如 :如何在两党制的政治体系中促进两党合作,如何降低贫困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,如何改善非洲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,等等,而针对问题拿出的具体设计成果又真真切切有效,显示了设计思维的巨大潜力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为什么设计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。设计学的两个属性最为时代所需要 :一是综合性,一是实现能力。综合性使得人们能够跨越学科界限重新组织知识和经验,寻找创新点 ;实现能力则意味着成果不是停留在纸面上,而是有明确的物的形态,对现实社会直接产生影响。在求解方面,今天的设计学需要发展定义问题的能力,把复杂问题、宏观问题转化为具体而微的设计机会,而这种能力获取的基础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理解。因此,当求解的问题转换的时候,需要我们重新检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,设计学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科。

六、研究驱动的实践,实践导向的研究

像占据引领地位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一样,越来越多的设计教育机构已经意识到,设计的驱动力发生了变化,传统设计更多是来自委托或对市场的响应,这样的设计很难产生深层次的创新。因此,未来以创新为目的的设计绝不是来自委托,其驱动力一定来自于自发的研究,设计师既是研究者也是实践者,并借由这样的方式获得主动性。设计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并不相同,只有围绕现实问题,以实践的方式来开展,其成果也才更易得到检验。

美国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采用针对抽象问题的模式进行教学,但要求针对问题拿出具体的设计成果。这些成果真切有效,显示了设计思维的巨大潜力。比如,一组同学设计并制造了一种价格仅为 25 美元的婴儿保温襁褓,通过慈善机构的批量购买和分发,确实降低了贫困地区新生儿的死亡率。他们通过调研发现,造成贫困地区新生儿死亡的一大原因是新生儿体温过低,而更致命的是家长没有能力把新生儿送到医院,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贫困地区的家长身边实现婴儿保温,而不是针对医院中的保温设施进行改良。

首届“中国智造”DIA 大奖的得奖作品方太水槽洗碗机也是研究驱动的优秀案例。(图 10)洗碗机是现代厨房设备中常见的产品,市场上主流产品的设计都是沿袭西方国家的产品思路,放置在厨房的整体橱柜中,需要专门的水电接口并弯腰操作,导致产品的销售并不理想。方太公司的设计师基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具体条件和行为习惯,重新定义了洗碗机的形态。中国主流居室户型的厨房面积没有那么大,新的水槽洗碗机不占据橱柜空间,紧贴水槽设置,操作不必弯腰,符合传统洗碗习惯,并加上了消毒功能,不仅可以洗碗,也可以清洗瓜果蔬菜,紧凑而实用,一经推出即大受欢迎。这一设计同时考虑到了改造的可能性,在不改动橱柜的情况下即可完成安装,拓展了产品适用的空间,显示了中国本土设计的实力和水准。

再 如 法 国 青 年 设 计 师 弗 朗 索 百· 阿 臧 堡(Fran?ois Azambourg)的获奖作品——可以快递的椅子“一包椅”(Pack)。这把椅子由织物做成,折叠后包装起来就像是一双袜子,因此可以很方便地携带,自然也可以通过快递送达消费者。当消费者拆开包装,可以看到织物上面有一个黑色的阀门,阀门一打开,织物里的发泡剂接触空气快速发泡、膨胀,使椅子成形,之后这种材料还会继续硬化,最终形成一把有强度的椅子。这位设计师并没有使用太多高科技的手段,只是发泡剂这种材料比较特殊,有一定科技含量,但更重要的是,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需求(频繁迁移成为年轻人的一种常态,轻便的家具就成为真实需求),创造性将这种材料引入家具的制造中,改变了家具的固有形态,并对人们的真实需求做出了回应。在这个案例中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设计研究的特征,以实践的方式开展研究,以研究驱动设计的完成,其中包含了跨学科的知识和探索。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这就是设计,任何其他学科都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行事,其核心或者说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设计思维,设计的独特性即在于此。

七、基于设计思维的设计研究

如果上面的案例更多落脚于实践的话,我们也可以在下面介绍的几篇论文中,体会如何在研究中体现“设计思维”,这可能是推动设计学建立自己学科范式的关键。加拿大学者傅凌智的《中国北方村庄里的艺术、战争与现代性》一文,其研究对象并不太特别,是中国北方杨家埠清末的木版年画,使用的方法也是与艺术史研究类似的图像学分析,其特别之处在于着眼点。图像学分析只是手段,目的不同,分析的切入点就不同,所能得出的结论也不会相同。在此文中,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木版年画具有类媒体的作用,以此切入,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画师在木版年画的创作中会有时事内容,同时这些时事内容并没有得到准确的表达,这种偏差说明了什么?当作者进一步追问如文章标题所指出的现代性问题的时候,无疑使这项研究具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。作者的视野值得钦佩,更重要的是作者展开研究的视角,当看到传统的民间木版年画出现了时事题材之后,研究者并没有被图像题材的新鲜感说牵引,而是致力于还原这种变异背后的动因,尝试从年画作者的角度来还原历史,这是有启发性的一类研究方法。

来自美国《莱奥纳多》杂志的《混合重组 :工艺、数字制造与工艺品独特性探索》一文,则是基于作者的修复实践,提出了新工艺所蕴含的审美方面新的可能性。3D 打印技术可以帮助物品修复者,但其可复制性与传统工艺品的独特性构成了一对矛盾,作者从自己的修复实践中体会到了破坏—修复过程中,物品所产生的新的意味,并以三个不同的物品修复实践出发,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工艺混合的策略,对应不同的事物和目的。文章完全基于作者自身的实践(实验),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可能性的讨论,这同样是设计思维的显现。

在《装饰》2018 年第 1 期《海外动向》栏目所刊登的《作为“中间物”的三维模型——早期现代建筑实践中中间知识的创造》一文,根据史料的挖掘,重点讨论了建筑工程中三位模型的作用与意义,提出了“中间物”这个概念,并进而指出工程中工作模型的形成,实质上是建筑师与施工工人双向交流的产物,是反映双方知识寻求共识的“中间知识”,模型事实上成为一种新的知识。这篇论文,通过扎实的历史研究,我们重新认识了模型的意义,也得以更为细致地区分表现型的模型与工作模型,并深入了解到不同模型形成的背景和过程。这样的研究,既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历史的认识,也开拓了设计思维应用的疆域。

设计学虽然年轻,但在这个学科内已经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。通过这些研究实例,我们已可感受到设计学应有的研究范式,可以运用跨学科的多种手段,但重要的是研究目的脱不开与设计实践、设计思维的关联。万变不离其宗,在日渐丰富的研究成果之中,相信学科范式的确立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。

结语

年轻的设计学呼唤设计研究的新范式,寻找设计研究新范式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下,因为设计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学科,创新是学科的根本目标。设计学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,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空间,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。设计研究新范式的确立,需要一大批研究者有说服力的成果,社会的期待容不得学界有丝毫的懈怠。在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考察时,看到一句口号,深以为然,就以这句口号与大家共勉 :做事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做(The only way to do it is todo it) 。

作者:方晓风 清华美院副院长、教授 《装饰》杂志主编

本文发表在:《装饰》杂志2018年第9期 特别策划“设计研究”,原文标题:《实践导向,研究驱动—设计学如何确立自己的学科范式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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